趣说人文历史｜康乾盛世，“番薯盛世”？

趣说人文历史｜康乾盛世，“番薯盛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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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属于农耕文明，农业的兴旺与人口的增加是经济的基础。番薯、玉米、马铃薯等美洲作物的传入，使得很多原本不适合粮食生产，不适合养活大量人口的地区，生产条件得以改善，清朝拥有了养活更多人口的农业基础。番薯、玉米、马铃薯等美洲作物的传入，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清朝人口的增长，保证了清朝统治的安定与经济的繁荣，所以有一种流行的观点认为，如果没有番薯，就不会有康乾盛世，清朝人口达到如此空前的高峰，主要就是依赖以番薯为代表的美洲作物，与清朝本身的治理体制以及皇帝本人的业绩毫无关系，康乾盛世被戏称为“番薯盛世”。那么真实的情况是怎么样的呢？

番薯，又名地瓜、甘薯、红薯、红苕、白薯等，各地的叫法不一，我国农业部门一般称之为甘薯，而食品工业通常称之为红薯。番薯原生长于美洲，生命力顽强，抗病虫害强，对土壤和水热要求较低，栽培容易，而且产量还很大。明朝弘治六年（1493），哥伦布把番薯从美洲大陆带回到西班牙，之后西班牙水手又将番薯带到殖民地吕宋（今菲律宾）和摩鹿加群岛，再传至亚洲各地。甘薯通过多条渠道传入中国，时间约在十六世纪后期。
大约在明朝嘉靖四十二年（1563）之前，番薯通过西南的印度、缅甸等地传入云南；嘉靖年间李元阳编撰的《大理府志》就有“紫蓣”即紫薯的记载；嘉靖万历时期，云南全省各地都已经有番薯种植的记录了。另外，番薯也经过海路，从东南亚传入中国，明朝万历十年（1582），东莞人陈益从安南（今越南）首先将其引入广东。所以番薯进入中国有两条路，一个是从西南陆路引进，一个是从东南亚走海路引进。另一种重要的美洲作物是玉米。玉米原产于中美洲，是印第安人培育的主要粮食作物。玉米也是在十六世纪后期传入中国的，最早记载见于明朝嘉靖三十四年（1555）成书的《巩县志》，称其为“玉麦”，明嘉靖三十九年（1560）的《平凉府志》称其为“番麦”和“西天麦”，“玉米”之名最早见于徐光启的《农政全书》。
前文讲，在面临人口压力带来的社会危机时，康熙皇帝的应对办法是不断地减免赋税、赈灾、治河、兴修水利、改良农业技术、提高复种指数；而乾隆皇帝在继承上述措施的同时，还开始大力推广美洲作物，其中番薯和玉米是主要的品种。番薯和玉米最大的优势是适应力强，对土地要求不高，可以种植在贫瘠的山区丘陵坡地，不与传统稻麦争地。为了鼓励民众垦荒，达到乾隆皇帝希望的“野无旷土”“民食益裕”的目标，地方官员制定了各项优惠政策，对于新开垦的贫瘠山地丘陵以及零散地块“永不升科”（永远免税），而这些土地主要用来种植番薯、玉米。在政策的推动下，番薯、玉米逐渐在全国推广。根据地方志记载，在观察的二百六十六个府级政区中，乾隆四十一年（1776）有一百一十八个没有玉米种植，道光元年（1821）降为七十二个，咸丰元年（1851）则仅有四十个。我们看到，乾隆后期番薯和玉米不断推广，而人口也在持续增长，这两者在时间上几乎是同时发生的。那么，这两者之间真的存在因果关系吗？
陈志武在《量化历史研究告诉我们什么？》中引述了香港科技大学龚启圣的研究认为：“从1776年到1910年，中国百分之十四点一二的人口增长是由玉米所致。而从十六世纪初到二十世纪初，中国粮食增量的百分之五十五是由于这三项新作物（玉米、番薯和土豆）。”这项研究利用府级地方志，将各府分为“有”“无”玉米种植的两个对照组，用统计方法推断玉米对人口的影响。陈志武称：“按照1776年、1820年、1851年、1890年、1910年几个时间点看，在每个时期，已经采用玉米的县人口密度明显高于还没采用玉米的县，而且一个县已经种植玉米的年份越长，其人口密度高出得就越多。种玉米的时间每多十年，其人口密度就多增百分之五至百分之六。”经过各种计量方法的验证，他们得出结论：“是玉米带动了中国的人口增长，而不是人口增长压力迫使中国引进玉米、番薯。”
如果这个论断成立，将是中国经济史的一项惊人的发现，但龚启圣引述的是珀金斯《中国农业的发展（1368—1968年）》一书的结论，两者的原文均明确无误地写明“在这一漫长的历史时期，中国粮食产量约百分之五十五的增长归因于种植面积的扩张”，而根本不是如陈志武所讲的那样归因于这三种美洲作物。
多种信息来源的大量史料确凿无疑地表明，早在乾隆四十一年前，中国的人口压力已经日趋严重，已经成为朝野的共识；正因为此，政府才迫不得已推广、改良玉米、番薯这些并不适合中国人口味的美洲作物，即人口密度高、人口压力大的地区更有动力引进玉米，而不是相反——因为引进了玉米而导致人口密度高、人口压力大。
“中国百分之十四点一二的人口增长是由玉米所致”的吗？答案是非常可疑的，因为地方志中记录的只是玉米种植的“有”“无”问题，而并没有记录它的种植面积与产量，任何计量方法都无法仅根据“有”“无”来准确计算出玉米对人口增长的影响。那么以玉米、番薯、土豆为代表的美洲作物的种植对清朝人口的影响究竟有多大？
由于清朝没有各项粮食作物的产量统计，无法进行估计，但好在有民国初年的相应统计。1914—1918年，玉米与薯类（包括番薯、土豆以及中国本土的芋头等在内）种植面积占全国耕地总面积的百分之七点二，两者合计的产量约占粮食总产量的百分之七点六七；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玉米、番薯包括中国本土的各种芋类在内的产量合计也只占全国粮食产量的百分之九。由于在自清中期直到二十世纪中期的一百多年间，玉米、番薯等美洲作物的种植面积一直在稳定、快速增长，因此越往前推，这一比例只会越低。据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吴慧估计，清中期（乾隆末及嘉庆年间）这两种作物的产量合计仅占全国粮食产量的百分之四点六三，而且可能偏高。
即使假定玉米、番薯、土豆全部（实际只有部分）作为人的食物，那么它们对中国人口的增长作用也极为有限。乾隆末期之前更是微不足道，因此美洲作物对清朝人口巨量增长并突破两亿、三亿直至四亿的作用并不重要，养活中国数亿人口的仍然是传统作物。实际上，直至1957年，玉米和薯类的种植面积也不到全国粮食种植面积的百分之二十。因此，那种认为清朝人口空前的增长甚至经济发展都主要归因于美洲作物，称“康乾盛世”为“番薯盛世”的说法，完全是一种没有根据的臆断。实际上，清朝人口的增长主要依靠的是耕地面积的成倍增长和粮食单产量的提高。耕地面积的扩大主要是对内地荒地的复垦以及边疆地区的开垦，而粮食单产量的提高主要是依靠对种子、水利、肥料、劳动力、农耕技术等要素的不断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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